引言：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強調：“一方面要繼續推動城鎮化建設。另一方面，鄉村振興也需要有生力軍。要讓精英人才到鄉村的舞臺上大施拳腳，讓農民企業家在農村壯大發展。城鎮化、逆城鎮化兩個方面都要致力推動。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輔相成。”
什么是逆城鎮化？
“逆城市化”是相對于“城市化”而言的。“城市化”是一定區域的政治功能、經濟功能、文化功能、社會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費功能向城市聚集。在這些聚集過程中，一個突出的現象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大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是愈來愈強大的聚集效應，同時也帶來了聚集空間趨近極限和難以持續的種種“城市病”。當城市的發展到了一定極限，就得調整和優化城市的功能結構和空間結構，由此，中心城市的各種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閑娛樂等功能紛紛向有條件的中小城鎮及鄉村分解。這些功能分解就是“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是指由于交通擁擠、犯罪增長、污染嚴重等城市問題的壓力日漸增大，城市人口開始向郊區乃至農村流動，市區出現“空心化”，以人口集中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發生逆轉。
我國的城鎮化空間發展不均衡。具體來說，一是在經濟發展較快地區，特別是東部的三大城市群，以及中西部的成渝城市群、武漢城市群等地，城鎮化率已經超過70％，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在這些地區出現了逆城鎮化是正?，F象，也就是出現了城鎮居民的居住、就業和消費向農村以及周邊小城鎮轉移的現象。
其實發達國家城市化率超過70％以后，也會出現逆城市化的傾向，這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規律所造成的結果。
首先是居住的逆都市化。特大城市由于控制人口，減少住房供給，特別是減少與外來人口有關的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供給。這實際上造成在整個特大城市主城區內，房價上漲成為突出問題，因此人們居住就要選擇房價較低的地方，也就是距離特大城市主城區較遠的地方。
比如，2008年北京五環內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占比為42.9％，而到了2016年，92.3％的新建商品住宅分布在五環以外，甚至遠郊區的六環以外的小區占比也已經達到25％。廊坊、三河、燕郊的房價上漲正說明了北京住房的郊區化。
另外，當城市居民選擇住房時，也存在多樣化的需求和消費升級的特點。例如在城市的主城區有房，但價格較貴面積較小?，F在很多人會選擇去郊區買二套房，空間大。在遠郊區購買住房是尋求生活空間的反差，離開水泥森林高樓大廈，去郊區和農村的綠色生態中過周末度假，已經成為都市居民的生活時尚。所以住房的郊區化和消費升級以及需求變化，也推動了地產的郊區化。
其次是工業遠離城市。過去計劃經濟時代，我國處于工業化的中前期，全國各大城市主城區都以工業為主，在城市中心的街道里都有一些不同規模和不同所有制的工廠。當城鎮化率達到50％以上后，隨著城市人口密度急劇升高，人們意識到工業會帶來環境污染、噪音污染。工業由于承接了大量的外來農村人口，他們的居住和消費問題因城市成本高，只能向成本較低的近郊區和遠郊區遷移。
工業遠離城市的另一個特點是工業對用地價格的敏感度較高，而服務業有賴于人口密度的提高，可通過規模服務提高收益，可以承受城市主城區的高地價和高房價。所以工業會遠離城市向近郊區和遠郊區發展，這也是城鎮化進程中的普遍規律。比如北京首鋼搬遷，上海的各類弄堂工業企業也都基本離開市區，這就是在城鎮化發展一定階段的必然表現，也是發達國家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普遍規律。
在討論城鎮化和所謂逆城鎮化時，有兩大問題需要特別關注。一是城市如何擴容并促進城鄉互動發生。對城鎮化發展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既不搞強制性的城鎮化，也不搞抑制性的城鎮化。城市承接人口轉移能力需要逐步提升，政策要跟著農民選擇走，跟著城鄉發展的步伐走，要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有些看似促進城鎮發展，看似保護農民利益的措施，實際上在阻礙四化同步協調發展，最終也阻礙城鎮與農村的共同發展，對可能帶來負面影響的政策要及時甄別，及時糾偏。二是城市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問題。當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業和產業發展等問題會接踵而來。當出現危機征兆時，不是一些人想象的城市變盤時由農村接盤的問題，甚至通過所謂可逆城鎮化維系社會穩定的問題，我們不能用農業思維來化解城鎮化問題，因為發展到城市經濟高級階段時，城鎮化的路徑和結構體系本身就是不可逆的，我們只有始終實施積極有效的城鎮化，發展健康的城市經濟體系，豐富和完善社會經濟和國家治理體系，不斷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才能從根本上長遠上尋求解決之道。
